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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那我們去聽聽除毛|除毛方法。”

可惜,每天午後偷聽音樂的好日子不久就結束瞭。有天,趙耀武的姨夫嚴厲盤問他是否動瞭儲藏室裡的落地收音機?他隻承認到儲藏室裡找過東西,移動過落地收音機,堅決否認曾經聽過音樂。



李明的妻子沒工作,在傢帶兩個孩子,一個5歲、一個3歲。小弟經常主動幫李妻跑跑腿,還幫忙做點傢務,深得李妻喜歡。當李明傢得知我小弟想學小提琴後,就答應瞭。

撰文 / 吳洪森

原標題:那時的上海,那年的交響樂

我們把78轉的黑膠唱片放在落地收音機的電唱盤裡,不敢打開音響,耳朵湊近唱盤,聽著唱針在唱片上滑動時發出的非常輕微的音樂聲。



從姨夫嚴峻的神態裡,趙耀武意識到偷聽“反動音樂”的活動不能再進行瞭,一旦被發現和揭發,倒黴的就是大人,他姨夫很可能因此被逮捕,扣上教唆青少年的罪名,罪加一等。

我們商定每天午飯後,我和大弟,以及鄰居的孩子永海,分別到他姨夫傢。這時間,愛監督敵情的裡弄大媽們午睡瞭,我們可以趁機潛入。

1978年,李明一傢四口,坐上火車去蘭州分享翻身的喜悅。到瞭那裡,每天都有親友宴請,李明疲勞過度,導致肝昏迷,搶救無效在蘭州去世瞭。



此後,他姨夫每天回傢,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儲藏室門,伸手去撫摸落地收音機是否發熱。

就這樣,我們幾個少年同學第一次接觸瞭貝多芬、莫紮特、肖邦、柴可夫斯基、舒伯特等寫的西方古典音樂。

趙耀武姨夫傢在二樓。穿過石庫門底層長長的過道,經過兩三戶人傢,到樓梯口,上瞭二樓轉彎又經過兩戶人傢的門口,才到達二樓最後一戶人傢,就是他姨夫傢。

1978年是思想解放的一年,那一年大多冤假錯案得到瞭平反,那一年恢復瞭高考……那一年開始,中國大地也迎來瞭交響樂的春天。



這樣問我,我都不假思索地回答,是我爸單位發的票子。我爸那時在一個涉外單位當個小頭頭,經常可以得到文藝演出的票子。可當年的票子那麼緊張,我父親是絕無可能弄到兩張票的。

洪康12歲那年,到上海海員俱樂部看演出,他看到臺上一個與他年齡相仿的少年表演小提琴獨奏,非常羨慕,從此就夢想自己將來也會拉小提琴。



趙耀武的姨夫還收藏瞭一些解放以前百代唱片公司發行的周璇和王人美唱片。聽著這些當時被定性為黃色的靡靡之音,我們既緊張好奇,又有著冒險犯罪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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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夏,遠房妹妹在蘭州的傢遭到紅衛兵的沖擊,妹妹買瞭到上海的火車票,投奔哥哥瞭,他們在上海舉行瞭簡單的婚禮。李明妻子就這樣沒戶口沒工作地在上海住下來瞭,生下瞭兩個孩子。一傢四口全靠李明每月七十幾塊錢的工資度日。因為妻子和孩子沒有戶口沒有糧票,他們傢長期購買黑市糧,工資捉襟見肘。長期的營養不良,加上李明常被派到郊區農村幹繁重的農活,得瞭慢性肝炎,病假在傢休息。

這票子是我小弟洪康的小提琴老師給的,老師名叫李明,是當時上海電影樂團的小提琴手。

趙耀武特別叮囑道:“帶你們去聽可以,一定要十分小心!出瞭事情不得瞭。”

當年我不是一個人去看費城交響樂團演出的,坐在我旁邊的還有我的小弟。朋友後來問我,票子這麼緊張,你怎麼能弄到兩張的。

1973年,內部大規模發行的《參考消息》報,通過轉譯外電的方式披露瞭美國費城交響樂團即將來華演出的消息。這是西方世界第一個來華演出的交響樂團。

“文革”中發行殷承宗演奏《黃河》的唱片

悄悄進門,等人到齊後,趙耀武打開以樓梯斜坡做成的儲藏室,搬掉外面的雜物,隱藏在最裡面的落地收音機暴露出來瞭。





小弟簡直是欣喜若狂,我湊錢給小弟買瞭一把私人轉讓的、價格30元的小提琴,這把琴經過李明檢驗,可以用來學琴。為瞭表達對李明的感謝,我有時從江西帶些筍幹、花生之類的土特產給李明,有一次還請廠裡去景德鎮出差的采購員買一套漂亮的青花餐具送給李明。

在費城交響樂團來之前,曾經有人請示上級:觀看演出的時候是否可以鼓掌?這個請示經過層層上報之後,最後上級來瞭指示:為瞭表達中國人民的禮貌和對美國人民的友好,在演出過程中可以適當鼓掌。

說實話,我那時一點也不喜歡殷承宗的表演,他那樣瘋狂地敲打琴鍵,似乎對鋼琴充滿瞭仇恨。他幅度過大的動作,姿態過於誇張的表演,讓人看瞭感到痛苦、不舒服,以至於無法靜心去聽他的鋼琴聲音。

趙耀武的姨夫楊文熊那時在交大做講師,姨媽在華東紡織工學院(現東華大學)任助教,傢住在黃浦江邊的石庫門房子裡,離我們小街沒多遠。他們傢有落地收音機似乎是理所當然的,而我們小街,有臺式收音機的也沒有幾傢。

有瞭上級的這個指示,鼓掌就合法瞭。

來上海之前,費城交響樂團已經在北京演瞭四場,在上海隻演兩場,票子之緊張可想而知。距離演出場地——上海福州路“市革委大禮堂”還有500米之遠的沿馬路,就不停有人在問有退票嗎,有退票嗎?

那時,我和劉雍都已經在九江工作瞭,劉雍非常激動地和我談論這消息。但在外地工廠工作,一年隻有12天探親假,加上春節三天國定假日,每年在上海最多隻能呆15天。1973年的秋天,假如不是廠裡正巧派我到上海出差,我是絕無機會看美國費城交響樂團的演出的。

費城交響樂團1973年在上海黃浦江遊覽船上觀看中國民樂演奏

“美國費城交響樂團來華演出”,巨大標牌豎立伸展在市革委大禮堂墻外的空中,深藍底色上寫的是黑字。盡管事先已經從《參考消息》上看到過《紐約時報》對這塊第一次出現在社會主義國傢的廣告牌的介紹,但親眼看見,還是感受到這塊標牌靜謐而震撼的力量。

1973年的演出,以演奏中美兩國的國歌開場,費城交響樂團邀請瞭中國軍樂團配合演奏。當比基尼線除毛價錢|台北比基尼線除毛價錢報幕員宣佈演出開始,中國軍樂團成員身穿制服,手持金燦燦的銅管樂器,在舞臺後部排成兩排,顯得威武氣派。國歌奏起,觀眾自動起立。中國國歌奏完,緊接著是美國國歌,中國觀眾依然站立著表示出瞭應有的禮貌,也許是看到臺上的軍樂團都在演奏美帝國主義的國歌,觀眾意識到站立著不會犯政治錯誤。

那年,我恭恭敬敬地佇立著聆聽費城交響樂團演奏中國國歌,腦中沒有任何想法,內心隻有莫名其妙的激動和感動。如果說有什麼想法的話,那就是有著一份驕傲:看美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頭領也不得不演奏中國國歌瞭。



費城交響樂團1973年來華演出排練照片

費城交響樂團每次來華演出,都會邀請一個中國演奏傢一起參與,這個慣例不知是否1973年首次來華演出就形成瞭。那次參與演出的是鋼琴傢殷承宗(當時改名殷誠忠),他是“文革”期間最走紅的演奏傢,與費城交響樂團合作中國鋼琴協奏曲《黃河》中的一段“黃河頌”,當時這是一首樣板戲作品。

所有的票子都是通過組織系統發放的,每張票子都能查到是通過哪個系統發放到哪個單位的哪個人的,以確保萬一出現什麼政治問題,就能立即查到當事人。





我不明白,明知不會有人退票,為什麼沿路還是有那麼多人懷著幾乎不存在的希望在乞討般地等候退票?每張票子背後都蓋著“非賣品”的藍色印章,誰敢拿這種票子去換錢呢?再說,他們用什麼去交換別人手中的票子呢?也許是糧票、手表票、自行車票諸如此類的購物票證?這是我至今都沒搞明白的事。

我們盡量不發出一點聲響,把落地收音機挪到客廳裡,搬出隱藏在儲藏室裡的一疊黑膠唱片。這是我第二次見到黑膠唱片,第一次是在1966年抄傢風潮中,經常看到“紅衛兵”把抄出的唱片,扔在地上用腳踩或者扔到火裡燒。



兩年後,我到江西九江修水山區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同一個知青集體戶的劉雍,比我年長四歲,是上海復旦中學68屆高中生。他喜愛交響樂,簡直到瞭癡迷的程度,他可以把貝多芬第三,第五和第九交響樂的旋律從頭哼到尾,帶到農村的書籍裡,就有關於交響樂的。我記得有本關於柏遼茲的書,還有專門分析和介紹貝多芬九首交響樂的,我都似懂非懂地看瞭兩遍,再聽劉雍的講解,明白瞭很多。

兩年後,他在同學傢裡玩,聽到窗外傳來動聽悅耳的提琴聲,他忙問同學,這是誰在拉小提琴?同學告訴他,是鄰居在拉,是上海電影樂團專門拉小提琴的。

從此每天放學後他都去同學傢,隻要李明拉琴,他就伏在李明傢的窗外聽。就這樣他和李明認識瞭,也和李明的妻子認識瞭。

編輯 / 夏雨

“文革”之前,我不知道交響樂是什麼,我傢沒有收音機。“文革”中,我從大批判、大字報的文章中才知道瞭有種音樂叫交響樂,是一種把各種管弦樂器合在一起演奏的音樂,還有一個人擔任樂團演奏的指揮。

李明當時知道我在上海,為瞭表示感謝,就弄瞭兩張費城交響樂團的演出票子給小弟和我去看。

那時的上海,那年的交響樂

1973年,李德倫(左三)接待費城交響樂團指揮奧曼迪(左四)

李明在世時我曾經見過他一次,那年他將近四十的樣子,瘦瘦的臉、高高的鼻子,潔白的襯領外是筆挺的嗶嘰佈中山裝,中山裝外面又套著一件毛藍佈工作服,顯得柔和含蓄,巧妙的把中山裝的嚴肅刻板給沖淡瞭。在那個男女服裝千篇一律非藍即黑的年代,居然有人那麼巧妙地在穿著上突圍。

李明出身於音樂世傢。他16歲那年同時考取瞭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電影樂團。中央音樂學院的主考老師是洗星海的學生,他給予李明非常高的評價。因為傢庭貧困,李明無力支付去北京學習的費用,他父親讓他進上海電影樂團當演奏員,這樣立即就可以拿工資瞭。

與音樂高等學府失之交臂,李明終生抱憾。

1968年夏,我大弟的同班同學、也是我的密友趙耀武悄悄告訴我,他在他姨夫的儲藏室裡發現瞭一個帶唱機的落地收音機,還有一些老唱片。

1963年,上海電影樂團到蘭州演出,李明在那裡第一次見到瞭自己的親戚,在蘭州歌舞團當舞蹈演員的遠房妹妹,俊男美女一見鐘情。回到上海後,李明的父親極力反對這個關系,和在外地的親戚結婚,戶口問題無法解決,要長期兩地分居。

從“文革”爆發開始,交響樂一直是被作為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象征來批判的。

記得在“文革”前,我在所住的小街上見識過電唱機這種東西,街上有個做理發員的鄰居,向朋友借來電唱機在傢播放新出不久的塑料唱片,引起小街的轟動。三天後,借來的電唱機必須歸還瞭,小街仿佛丟失瞭一件重要的東西。

那時的上海,那年的交響樂



趙耀武同學也並不住在我們這個窮區,他的傢在地段比較好的靜安區,“文革”開始後,因為傢庭成份問題,他媽怕他受欺負,另外一方面,姨媽的兩個孩子很小,需要人照看,趙耀武同學就轉學到我們這裡,借居在姨夫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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